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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晋春秋》:挑起中国历史的正统之争

曹魏晚期,司马昭专权。司马氏篡夺天下之势,路人皆知,却没有人站出来批正。倒是时年二十的魏少帝曹髦,不甘心皇权日落,集结身边侍卫,鼓噪出宫讨伐司马昭。曹髦持剑砍杀,冲锋在前,颇有声势。

太子舍人成济,是司马党羽之一,被推到了皇帝和司马氏之间的尴尬位置。成济面临着“要不要阻拦曹髦”的难题。上前阻拦吧,曹髦是皇帝、是天子,圣驾拦不得,拦了是违背天意的;不去阻拦吧,自己的官是司马昭给的,俸禄和待遇也是司马昭给的,拿人钱财不为人办事,也说不过去。成济左右为难,进退失据。他就问负责处理此等局面的中护军贾充,大人,我们怎么办?贾充分析说,上前阻拦皇帝,有可能死,但是如果不阻拦,任由皇帝把司马昭干掉了,我们这些司马家的走狗肯定是死路一条。所谓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”是也!成济觉得有理,挺身上前,一枪刺穿曹髦的胸口。皇帝当场死亡。一桩赤裸裸的弑君行为,就这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此事对司马氏篡位大局,并未产生实质性的障碍。倒是自以为解决了生死悖论的成济,事后在司马昭“成济弑君”的定罪之下,遭到了灭门之灾。武士到成家抄家灭门之实,成济和兄弟成倅两人赤膊爬上屋顶,不肯就戮。成济情绪激动,挥舞宝剑,大吼大叫:“成济奉命行事,罪不在我!”不过,这些都是徒劳。武士们没等成济喊出更难听的话来,就把他乱箭射死了。

弑君,是要灭门的。这是自君权诞生之日起,就伴随而生的铁律。君主专制制度首先要保证君权的绝对安全,任何威胁都不能允许,更何况弑君了!即便是在君权衰落的末世,比如西汉末年、比如曹髦之时,君权依然是不可侵犯的。权臣再藐视君权,面子工程还是要做足的。成济在危机中忘记了这些,稀里糊涂地当了替罪羊,也怨不得别人。

奇怪的是,记载曹魏正史的《三国志》,对于如此重大的政变,只用了区区十二个字:“五月己丑,高贵乡公卒,年二十。”这条讯息简略到不能再简略了,同时皇帝的死不用驾崩,而用“卒”字,大为不敬。这是为什么呢?

《三国志》成书于晋朝,作者陈寿是晋臣。晋朝就是司马氏篡夺曹魏天下建立的新朝,陈寿要为尊者讳。《三国志》的总体思路是以曹魏为正统,将中国历史的传承认定是从汉朝到曹魏再到晋朝,根本目的是论证“本朝(晋朝)得位之正”。因此,全书以曹魏为正朔,不称蜀汉和东吴的国号、年号,避曹魏、晋朝的名讳而不避汉、吴之讳。此外,《三国志》不惜隐瞒、重编史实,给魏晋两朝脸上添金。夸大曹操、司马懿等两朝创立者雄才伟略、爱民如子自不必说,对曹操、司马懿等人讳败言胜也不必说,对于曹操屠城杀戮数十万百姓、欺辱献帝杀害伏后,对于司马懿父子政变夺权、废二帝杀一帝等事,陈寿压根就一字不提,仿佛这些事情根本没发生过一样。究其原因,这些事情都不能论证曹魏和晋朝开国建朝的光荣与伟大,在政治上是“不正确”的,因此必须删除。

我们后人能够知道曹魏和西晋初期的历史真相,很大程度上要拜东晋末年襄阳人习凿齿所赐。习凿齿所处的年代是南北对立,枭雄并起,称孤称王者不知凡几的时代。有实力者不顾道义,觊觎帝位。习凿齿跟随的藩镇恒温,就是一个这样的枭雄。恒温出身门阀世族,手握重权,又建有不世功勋,逐渐产生了不臣之心。习凿齿受恒温提携,担任后者的别驾,却倾向晋室,反对枭雄篡位。一次,习凿齿去都城办事回来,恒温问他:“相王何似?”相王就是日后的简文帝司马昱,时封会稽王,有丞相之名,是皇室力量的代表,人称“相王”。习凿齿回答:“生平所未见。”这个回答大逆有心篡位的恒温的心思。很快,习凿齿降为户曹参军,随后出外为太守,仕途渐渐走向终点。

担任太守时,习凿齿有感于个人遭遇,更有感于当时唯实力而不讲道义的现实,以古喻今,梳理从东汉后期到当时的史实,写成了《汉晋春秋》一书。全书秉承中国史学“直笔不讳”的优良传统,尽量逼近历史事实,把历史得失、人物功过娓娓道来。之前盛行的《三国志》以成王败寇为原则,为尊者讳,在客观上助长了后来唯实力的枭雄主张。习凿齿一改陈寿的做法,以蜀汉继承东汉的国祚,推蜀汉为正朔,而以晋朝继之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魏的正统,书中对曹操的阴狠狡诈多有揭露。我们今日所知的“白脸曹操”的形象,习凿齿提供了不少的素材。同时,习凿齿也不避讳蜀汉刘备、诸葛亮等人的过失,更不避讳司马家族的过失——前述曹髦之死的详情,就是习凿齿披露的。

《汉晋春秋》一出,毁誉并起。它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。从先秦到东汉,中国历史发展几乎是线性的,不存在正统与否的问题。从三国开始,到魏晋、南北朝,各个政权并立,分别自诩正统,代天牧民。正统之争随之而起。随后经过隋唐的短暂统一,宋朝开始中国境内又是多政权并立,争论续起。谁才是真正的“天命所系”,又是承继哪朝哪代?后代争论之时,难免把源头追溯至三国的主次、是非,提及习凿齿及其《汉晋春秋》。后人支持习凿齿者居多,对《汉晋春秋》的评价颇高。刘知几评价它“定邪正之途,明顺逆之理”,欧阳修说正统之说,“始于《春秋》之作也”。题外另提一句,脍炙人口的《三国演义》接受了《汉晋春秋》的正统观,以蜀汉为正朔,在吸收前书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“尊刘贬曹”,演绎出了许多精彩的故事。

正统之争,争的是统治的合法性,根子上还是一个道德问题。群雄逐鹿之时,谁光明正大地夺取天下,谁没有阴谋与杀戮,谁礼贤下士爱民如子,古代政治语境就认为谁更有资格君临天下,谁就能继承正统。遗憾的是,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到上述这些。表面看似“正统”的那些开国君王,多有矫揉粉饰和日后文人加工的成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讨论历史的正统性,是没有意义的。然而,正统之争能够给胸怀天下的政治人物巨大的道德压力,给予了天下人评价王朝更迭和王侯将相们的无形权力。它引入了道德的评判,可以避免政治斗争沦为纯粹的弱肉强食游戏。即便是最凶残的帝王,上台后也懂得篡改历史,塑造自身的光辉形象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古代历史的正统之争,意义重大。前文的成济,如果知道有正统之说,知道有后世的悠悠众口,估计就不会稀里糊涂地被人当枪使了。

遗憾的是,《汉晋春秋》一书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散佚了,并无全本流传至今。好在,后世的正统之争,不断有作者引用此书。该书的史实片段、只言片语,散落多处。现在有柯美成作者,遍寻古籍,搜罗辑本,并考证相关史料进行注释,出版了《汉晋春秋通释》一书(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)。该书史料扎实,有助于我们重新了解汉晋历史,尤其是作者三万字前言对原书、原作者的介绍,相信对读者大有裨益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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