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魏晚期，司马昭专权。司马氏篡夺天下之势，路人皆知，却没有人站出来批正。倒是时年二十的魏少帝曹髦，不甘心皇权日落，集结身边侍卫，鼓噪出宫讨伐司马昭。曹髦持剑砍杀，冲锋在前，颇有声势。

太子舍人成济，是司马党羽之一，被推到了皇帝和司马氏之间的尴尬位置。成济面临着“要不要阻拦曹髦”的难题。上前阻拦吧，曹髦是皇帝、是天子，圣驾拦不得，拦了是违背天意的；不去阻拦吧，自己的官是司马昭给的，俸禄和待遇也是司马昭给的，拿人钱财不为人办事，也说不过去。成济左右为难，进退失据。他就问负责处理此等局面的中护军贾充，大人，我们怎么办？贾充分析说，上前阻拦皇帝，有可能死，但是如果不阻拦，任由皇帝把司马昭干掉了，我们这些司马家的走狗肯定是死路一条。所谓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”是也！成济觉得有理，挺身上前，一枪刺穿曹髦的胸口。皇帝当场死亡。一桩赤裸裸的弑君行为，就这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此事对司马氏篡位大局，并未产生实质性的障碍。倒是自以为解决了生死悖论的成济，事后在司马昭“成济弑君”的定罪之下，遭到了灭门之灾。武士到成家抄家灭门之实，成济和兄弟成倅两人赤膊爬上屋顶，不肯就戮。成济情绪激动，挥舞宝剑，大吼大叫：“成济奉命行事，罪不在我！”不过，这些都是徒劳。武士们没等成济喊出更难听的话来，就把他乱箭射死了。

弑君，是要灭门的。这是自君权诞生之日起，就伴随而生的铁律。君主专制制度首先要保证君权的绝对安全，任何威胁都不能允许，更何况弑君了！即便是在君权衰落的末世，比如西汉末年、比如曹髦之时，君权依然是不可侵犯的。权臣再藐视君权，面子工程还是要做足的。成济在危机中忘记了这些，稀里糊涂地当了替罪羊，也怨不得别人。

奇怪的是，记载曹魏正史的《三国志》，对于如此重大的政变，只用了区区十二个字：“五月己丑，高贵乡公卒，年二十。”这条讯息简略到不能再简略了，同时皇帝的死不用驾崩，而用“卒”字，大为不敬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《三国志》成书于晋朝，作者陈寿是晋臣。晋朝就是司马氏篡夺曹魏天下建立的新朝，陈寿要为尊者讳。《三国志》的总体思路是以曹魏为正统，将中国历史的传承认定是从汉朝到曹魏再到晋朝，根本目的是论证“本朝（晋朝）得位之正”。因此，全书以曹魏为正朔，不称蜀汉和东吴的国号、年号，避曹魏、晋朝的名讳而不避汉、吴之讳。此外，《三国志》不惜隐瞒、重编史实，给魏晋两朝脸上添金。夸大曹操、司马懿等两朝创立者雄才伟略、爱民如子自不必说，对曹操、司马懿等人讳败言胜也不必说，对于曹操屠城杀戮数十万百姓、欺辱献帝杀害伏后，对于司马懿父子政变夺权、废二帝杀一帝等事，陈寿压根就一字不提，仿佛这些事情根本没发生过一样。究其原因，这些事情都不能论证曹魏和晋朝开国建朝的光荣与伟大，在政治上是“不正确”的，因此必须删除。

我们后人能够知道曹魏和西晋初期的历史真相，很大程度上要拜东晋末年襄阳人习凿齿所赐。习凿齿所处的年代是南北对立，枭雄并起，称孤称王者不知凡几的时代。有实力者不顾道义，觊觎帝位。习凿齿跟随的藩镇恒温，就是一个这样的枭雄。恒温出身门阀世族，手握重权，又建有不世功勋，逐渐产生了不臣之心。习凿齿受恒温提携，担任后者的别驾，却倾向晋室，反对枭雄篡位。一次，习凿齿去都城办事回来，恒温问他：“相王何似？”相王就是日后的简文帝司马昱，时封会稽王，有丞相之名，是皇室力量的代表，人称“相王”。习凿齿回答：“生平所未见。”这个回答大逆有心篡位的恒温的心思。很快，习凿齿降为户曹参军，随后出外为太守，仕途渐渐走向终点。

担任太守时，习凿齿有感于个人遭遇，更有感于当时唯实力而不讲道义的现实，以古喻今，梳理从东汉后期到当时的史实，写成了《汉晋春秋》一书。全书秉承中国史学“直笔不讳”的优良传统，尽量逼近历史事实，把历史得失、人物功过娓娓道来。之前盛行的《三国志》以成王败寇为原则，为尊者讳，在客观上助长了后来唯实力的枭雄主张。习凿齿一改陈寿的做法，以蜀汉继承东汉的国祚，推蜀汉为正朔，而以晋朝继之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魏的正统，书中对曹操的阴狠狡诈多有揭露。我们今日所知的“白脸曹操”的形象，习凿齿提供了不少的素材。同时，习凿齿也不避讳蜀汉刘备、诸葛亮等人的过失，更不避讳司马家族的过失——前述曹髦之死的详情，就是习凿齿披露的。

《汉晋春秋》一出，毁誉并起。它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。从先秦到东汉，中国历史发展几乎是线性的，不存在正统与否的问题。从三国开始，到魏晋、南北朝，各个政权并立，分别自诩正统，代天牧民。正统之争随之而起。随后经过隋唐的短暂统一，宋朝开始中国境内又是多政权并立，争论续起。谁才是真正的“天命所系”，又是承继哪朝哪代？后代争论之时，难免把源头追溯至三国的主次、是非，提及习凿齿及其《汉晋春秋》。后人支持习凿齿者居多，对《汉晋春秋》的评价颇高。刘知几评价它“定邪正之途，明顺逆之理”，欧阳修说正统之说，“始于《春秋》之作也”。题外另提一句，脍炙人口的《三国演义》接受了《汉晋春秋》的正统观，以蜀汉为正朔，在吸收前书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“尊刘贬曹”，演绎出了许多精彩的故事。

正统之争，争的是统治的合法性，根子上还是一个道德问题。群雄逐鹿之时，谁光明正大地夺取天下，谁没有阴谋与杀戮，谁礼贤下士爱民如子，古代政治语境就认为谁更有资格君临天下，谁就能继承正统。遗憾的是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到上述这些。表面看似“正统”的那些开国君王，多有矫揉粉饰和日后文人加工的成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讨论历史的正统性，是没有意义的。然而，正统之争能够给胸怀天下的政治人物巨大的道德压力，给予了天下人评价王朝更迭和王侯将相们的无形权力。它引入了道德的评判，可以避免政治斗争沦为纯粹的弱肉强食游戏。即便是最凶残的帝王，上台后也懂得篡改历史，塑造自身的光辉形象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古代历史的正统之争，意义重大。前文的成济，如果知道有正统之说，知道有后世的悠悠众口，估计就不会稀里糊涂地被人当枪使了。

遗憾的是，《汉晋春秋》一书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散佚了，并无全本流传至今。好在，后世的正统之争，不断有作者引用此书。该书的史实片段、只言片语，散落多处。现在有柯美成作者，遍寻古籍，搜罗辑本，并考证相关史料进行注释，出版了《汉晋春秋通释》一书（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）。该书史料扎实，有助于我们重新了解汉晋历史，尤其是作者三万字前言对原书、原作者的介绍，相信对读者大有裨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