顺治十年，自称“江左遗民”的史学家谈迁北上京师。谈迁终身不仕，立志撰述一部明朝史书《国榷》，此行是为搜集明朝逸闻，并实地考察遗迹。

谈迁探访的主要人群是曾在明朝任职、如今在清朝为官的汉族官员们。

清朝以承继明朝正朔自居，入关后公告在京明朝各衙门官员“照常任职”，原有品级乃至职位一概承认。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身跨两朝的官员集团。社会舆论对这群人一开始就大加鞭挞，极少数人称呼他们为中性的“陷北诸臣”，绝大多数人斥责为“降臣”、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、“道貌岸然”、“节操丧尽”等等。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日渐巩固，而舆论对他们的批判却日渐严厉。

这些降臣们也颇有自知之明，自觉不容于舆论，自动夹起尾巴做人。有的人过着“衙门-府邸”的单调生活，公事之余闭门不出，不论著、不见客，独自对抗严酷的余生；有的人醉心诗会和戏台，在延续明末文人舒适生活之余，从诗词戏剧中重温“故国衣冠”；有的人流连于古迹和寺庙，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之外，在幽寂之中寻求心灵的解脱；更有甚者，如降清的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龚鼎孳，崇佛向善，洗心忏悔，持诵佛经，公开祈求早日登岸……降臣们只在小集团内部保持有限的交往，慢慢形成了一个低调、封闭的圈子。

笔者无法考证以明朝遗民高调自居的谈迁，是如何在十多年后打入降臣圈子的。也许，谈迁发愿为故去的明朝写一部史书，勾起了旧臣心底隐藏着的一丝表达欲望。不少降臣接待了谈迁，提供了各自掌握的明朝史料，或者做了“口述历史”般的记录。

一天，谈迁拜访曾任太仆寺少卿的曹溶。曹溶是崇祯十年进士，明末御史。他郑重地向谈迁展示了科场前辈孙承泽（崇祯四年进士）写的《崇祯事迹》一书，告诉谈迁孙前辈辑录《崇祯事迹》若干卷，“不轻示人”。自然这套书最后不可能送给谈迁，但是他记下了“孙承泽”这个名字。

巧的是，在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秘书院侍讲吴伟业那里，谈迁又遇到了“孙承泽”。这一天，吴伟业留谈迁在家吃饭，席间说道自己的同年、吏部侍郎孙承泽撰写了《四朝人物传》。那是一套卷帙浩繁的史籍，孙承泽秘不示人。吴伟业恳求了一年多，才借了若干内容一睹为快。孙承泽一再叮嘱吴伟业“戒勿泄”。吴伟业现在展示给谈迁看，告知：“君第录之，愿勿著其姓氏于人也。”你可以引用这本书，但是不能暴露原作者的信息。可见，当时孙承泽是在秘密整理、撰写明末的历史，即便是吴伟业这样的同年好友兼降臣圈内人，他也秘而不宣。

那么，孙承泽是什么人？他又为什么埋头著史呢？

孙承泽祖籍山东，出生在北京，是一个“阔官”。现在北京城核心区还有“前孙公园胡同”“后孙公园胡同”，并非此地有“公园”，而是这两条胡同所在地原来是孙承泽家的“孙公园”，可见孙承泽生长在一户家境殷实的北京人家。他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，从青年时代起就喜好读书、藏书，其书房“云凫阁”以藏书过万而享誉学界。

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孙承泽中进士，时年38岁。之后发河南，先后任陈留、祥符两县知县，因为政绩卓异在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入京任给事中，官至刑科都给事中。给事中和翰林、御史一样，是清流显要职位，非进士中的佼佼者不授。其中，给事中属于“谏官”，理论上负责监督皇帝的言行与施政，有“封驳敕令”的大权，同时监督官府行政，又是清流职位中实权最大者。六七年的给事中经历，使得孙承泽既有机会接触到最高层的所有政文，又能近距离地观察明末政治核心的决策，留意其中的祸福得失，这非常合孙承泽的脾气秉性，真可谓是“人职相宜”。

一片光明的前途，被李自成的大顺军击碎了。甲申年起义军攻陷北京城，崇祯自缢！

孙承泽顿时面临着生死抉择！

孙承泽的第一选择是“自经”。他在书房中试图悬梁自尽，仆人很快发现并救他下来；孙承泽继而服“片脑”自杀，强烈的恶心把毒药呕吐了出来；孙承泽又跳入庭院中的观赏井自杀，再一次被仆人救起来。孙承泽在解悬、呕药、挽溺三招都失败后，放弃了自尽的念头。有人批评孙承泽自尽是“假惺惺做戏”：你有本事别在家里自尽啊，找个没人的地方上吊，看谁来救你？

很快，大顺军抓住了孙承泽。他只求速死，表示要为明朝殉难。但是抓住孙承泽的起义军将领是个河南人，感念他在河南任职期间做过好事，不仅没有为难他，还好吃好喝招待着，“温言慰藉”，劝说孙承泽投降大顺军。当时，大顺朝如日中天，大有取代明朝的架势。孙承泽考虑再三，最终投降了大顺，出任大顺朝的“四川防御史”。

这是孙承泽的第一次投降。南明建立后，惩治投降李自成的大臣，兴起“从贼案”。孙承泽列名其中。他这个四川防御使，就职后还没来得及赴任，李自成就兵败山海关，大顺朝眼看着呼啦啦就要倒塌了。孙承泽无心与大顺朝同生死共命运，而是弃官潜逃，隐藏在北京城里。八旗铁骑很快进占北京城，公告招降明朝官员。孙承泽就在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五月降清，重又当起了刑科都给事中。

孙承泽第二次投降，至此背上了“三姓家奴”的骂名。

异常激荡的局势，在短暂的时间内，裹挟着人群、冲击着观念、撕裂了河山。等尘埃稍稍落定，人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和他人都面目全非，甚至狰狞可怕。孙承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有人为孙承泽等降臣辩护，认为没有必要要求官员为一个腐败没落的王朝陪葬。相反，良禽择木而栖，他们可以在新朝里发挥才干，建立功勋，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。这是现实主义的辩护。很多降臣投降清朝后也的确做了不少好事。但是，政治和道德并不绝缘。道德一定要约束政治，失去道德约束的政治会野蛮生长，成长为自私冷酷的巨无霸。万难之处，就是其中的限度如何把握，孰轻孰重、孰进孰退？好在，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达成一致：无论降臣群体取得了多大的功勋，他们在道德上已经破产了。上自洪承畴，下自孙承泽等人，他们都默认自己道德破产，羞于谈论纲常伦理、忠孝节操等话题。

客观的说，孙承泽在清朝算得上平步青云。他在降清当年就转任吏科都给事中，升任太常寺少卿；顺治二年升为通政使司左通政，太常寺卿；顺治四年任大理寺卿；顺治五年升兵部右侍郎；顺治八年转吏部右侍郎，第二年升吏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。其中多次超常提拔，短短几年就成长为位高权重的核心官僚之一。如果明朝尚在，孙承泽也很有可能取得不了如此辉煌的仕途。

然而，仕途越顺利、地位越显要，降臣们的心理压力可能就越大。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，一方面越来越在意现有的身份地位，力图保全荣华富贵，另一方面又对故国旧朝不能彻底忘怀，有时在镇压明朝余孽的时候难保“政治正确”原则。狠狠心，他们既要对仕途苦心经营，揣摩满族权贵的心思冷酷决策，又常常因为“非我族类”的尴尬和读书人的坚持而遭到贬斥，甚至羞辱。走出紫禁城、离开衙门口，他们猛然发现社会舆论的鞭挞开始升级，自己已经荣升“卖国头目”、“汉奸魁首”了。无法衣锦还乡，只能忍气吞声。

降臣们封闭在府邸中自嘲：“不是昔日貌，白须难认吾……官休休未得，忸怩说仙都”。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，“欲寐不成寐，如有深仿徨”，只能“耿耿天为曙，缄泪拥衣裳”。这是一种无法向外人道的羞愧、苦闷。随着年齿渐长，同类人逐渐星散，新入仕的汉族官员又非同类，他们无法言说的心理矛盾只能越来越重。好在清朝给予的荣华富贵，多少能够提供些许安慰。

釜底抽薪。清朝并非重用这些降臣，而是利用而已。满族高层从心底里鄙视这些人。摄政的多尔衮就公开评论龚鼎孳“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，何得侈口论人”。你们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了，还要什么表达、要什么认同呢？孙承泽等人既失去了社会舆论的认可，也没有获得效忠的新朝的肯定，两头受气。

顺治十年（1653年）二月，吏部尚书出缺。孙承泽作为首居其次的吏部左侍郎，就新尚书人选上奏发表意见：“吏部尚书权衡所寄，得人为难。伏见大学士陈名夏在吏部时，颇能持正，请以名夏分理部事，必能仰副澄清之治。”他明确希望同为降臣、如今已经是大学士的陈名夏分管吏部。

顺治皇帝阅读奏章后，对阁臣们说：“朕见承泽此疏，洞其隐微，代为含愧。彼意允其所请而用名夏，则于彼有利；否则，又将使朕猜疑名夏也！”顺治皇帝的态度也很明确，他认为这是孙承泽在耍小聪明。这暴露出顺治皇帝根本就不信任孙承泽，也不愿意让陈名夏去掌握吏部。顺治皇帝以“侍郎推举阁臣，有乖大体”为由，责令孙承泽回奏明白。

事实上，高官出缺，朝廷大臣相互举荐，自古有之。皇帝有时也让臣工们推荐人选，名为“廷推”。孙承泽推荐陈名夏，不算唐突。此外，大臣就负责领域发表意见，有没有“越界”，完全由皇帝认定。孙承泽此举，如果君臣相得，一点儿问题都没有。顺治皇帝龙颜大怒，反映出孙承泽在皇帝心中毫无分量。

孙承泽双颊流汗、两腿战栗，颤抖着听完转述的圣谕。辛辛苦苦十年，自以为是身居显要的高官，突然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不能发表意见的小人物。他的委屈、失落可想而知。还解释什么呢？还留下来干什么呢？孙承泽抛开之前的奏章不论，直接以“两耳重听”以由，乞求顺治恩准退休。顺治皇帝也不挽留。同年三月，孙承泽“病免”，时年61岁。

第二年，孙承泽推荐过的大学士陈名夏因为妄议朝政、党附多尔衮被绞死。以此为由，朝堂上兴起了一股党争案，一批与陈名夏有关的降臣和汉族官员遭到清洗。孙承泽幸运地因为提前退休而免于株连，也可算是因祸得福。

孙承泽退休后，对世事是失望的，对自己的一生也是不满意的。他本质上是一个书生，人生在世要立德立言，希望留下一些精神遗产。可是自己早已道德破产，立德无望，只得转而专心立言。这是一批降臣的现实选择。比如，降臣王铎就认为：“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者，只此数卷诗文耳……倘吾兄弟他日得以诗文书法传，是以不愧前人。”文章千古事，能证明孙承泽来过人世间，能传承思想给后世。

于是，孙承泽离开闹市中的孙公园，来到位于北京西山卧佛寺西边的樱桃沟，营筑退谷，自号“退谷逸叟”。在余下的二十年里，孙承泽在退谷中闭户著书，日不释卷，寻求个人的价值和内心的解脱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记载的孙承泽的作品，就有撰述二十三种、四百余卷。他的作品，既有《孔易传义合阐》、《尚书集解》、《禹贡考》等经义之书，又有《水利考》、《典制纪略》、《治河纪》等经济之书；既有《春明梦余录》、《天府广记》、《人物志》等地方志书，又有元明《典故编年考》、《典制纪略》、《寰宇纪略》等制度典籍……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。考虑到他当时年过花甲，这项工作的难度更大。

在诸多作品中，最有价值的，在笔者看来就是史书了。因为孙承泽在明末担任给事中的经历，加上明亡后他有意识地搜集散失的大内史料，所以他所编著的《山书》、《思陵勤政记》、《思陵典礼记》等明末历史，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；他所撰述的元、明两朝典章制度类图书，征引详实，分条细目，是重要的制度类工具书。孙承泽原本藏书众多，又在王朝更迭的乱世广为搜罗史籍档案，掌握了充裕的史料。他在退谷中的藏书楼，即名为“万卷楼”。我们可以想见，在西山脚下人迹罕至的山谷中，一个老人二十年如一日，埋首史料典籍，奋笔疾书。他不是简单的整理、编辑历史，而是以史为鉴，总结前人的兴亡，用历史关照未来，蕴藏着一个明朝旧臣的苦心。

历朝历代都重修史。清廷以天下正朔自居，延续修前朝正史的做法，在顺治二年五月开馆纂修明史。无奈明代典籍散失严重，修史缺乏史料，尤其是天启、崇祯年间史料。清廷下诏购求遗书。但是，民间疑虑重重，献书者寥廖无几。孙承泽可能是当时北京地区保存明代史料最多的人，尤其是他收藏大量明末奏疏，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但他的内心也是充满疑虑，对清朝忌讳多多，将史料隐瞒不报。直到康熙七年，朝廷再次下诏求书，允诺“虽有忌讳之语，亦不治罪”，孙承泽这才在当年九月上奏“时职养山中，因检旧日抄存，辑成十八卷，装成七本，呈送前来”。他献上的这十八卷史书，就是自著的明末历史《山书》。

孙承泽晚年的另一大贡献，是收藏了大批书画，并作鉴赏。他在退谷中潜心赏画、跋画，研究书画。孙承泽的鉴赏，除了注意书画真伪和价值以外，以史学家的角度，把书画作为历史证物，来补充史料记载之漏，纠正历史记载之误。他把书画鉴赏的心得，写成《庚子销夏记》一书。两三百年来，孙承泽以一名书画鉴藏家留名于世。他在书画界的名声，远胜于在政治、历史或理学领域的名声。不知道孙承泽地下有知，做何感想？

孙承泽退休后，也教子孙读书。但是，子孙有想参加乡试或者应仕当官的，孙承泽都加以拦阻。他不让子孙当官，要求家人“衣食粗足，当知止足”。孙承泽背负汉奸之名，加以宦海沉浮多年，深知政治险恶，不让子孙参与其中。

孙承泽死于1676年。死前一日，他沐浴更衣，坦然赋诗云：“进退死生两大事，孤心留取照幽墟。”

整整100年后，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年底，国史馆修编《明季贰臣传》。时代变了，当年打天下的人变成了守天下的人，要借“崇奖忠贞”、“风励臣节”的大旗来巩固统治。于是，当年祖先辛辛苦苦争取来的功狗们、搜罗利用来定鼎江山的降臣们，需要再一次出来为大清王朝效劳：作为批判的对象！

无论是谁，哪怕是为我大清立下赫赫功勋的洪承畴、祖大寿、冯铨等人，都是背叛旧主、屈膝投降的奸臣、小人。大清王朝不需要奸臣和小人，如今要大力褒奖、宣传当年拚死与清朝为敌、为明朝殉节的史可法、黄道周、张煌言等人。当年拒绝清朝招降越坚决、骂清朝骂得越凶、坚持抗清越久的人，越是忠贞不屈的典范，越要大力宣传！

乾隆的诏书明明白白写道：

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（指投降清朝的人），不能念其建有勋绩，谅于生前；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，原于既死。今为准情酌理，自应于国史内另立《贰臣传》一门，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，据实直书，使不能纤微隐饰，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……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，为万世臣子植纲常！

投降清朝的洪承畴等人，反而被清朝异常高调地钉在了耻辱柱上。《贰臣传》一共列名124个出仕明、清两朝的官员。其中又分甲乙两编，乾隆认为洪承畴、祖大寿等人客观上为清朝做出了贡献，列名甲编；而陈名夏、龚鼎孳等人既不忠于明朝，又在清朝无所作为甚至非法乱政，列入乙编。

孙承泽因为是“三姓家奴”，落入《贰臣传》乙编第五十号，其所著《山书》遭到查禁，不得刊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