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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的“官二代当官”

    唐朝开元年间,唐玄宗的弟弟薛王李业死了。礼部侍郎贺知章负责给李业的葬礼挑选“挽郎”,不料在这个小问题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长安城内因此爆发了一场群体性事件。

  所谓的“挽郎”,就是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人,算不上是什么好事,但给帝王当挽郎就不同了,报酬优厚。治丧结束,吏部要登记挽郎的人事材料,分官配职。也就是说,挽郎当完就当官--这就是给皇家抬棺材的报酬。因此,每次帝王葬礼的挽郎无不集“一时秀彦”,满眼看去都是达官显贵的子弟(官二代)。普通人家的子弟根本不能染指。比如东晋南朝时期,帝王后妃的挽郎,规定要是六品以上公卿大臣的子弟。到了唐朝,十三四岁的公子哥就能选上挽郎,踏入仕途,比寒窗苦读轻快得多了。因此,听说薛王李业死了,长安城内外的官员子弟们跃跃欲试,争着要当挽郎,要挤入“后备干部”队伍。

  贺知章自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。而他最后挑中的挽郎人选,也不可能全部是“一时俊彦”,让所有竞争者都心服口服。于是,未能入选的官员子弟们群情激奋,大骂贺知章不公,跑到礼部大吵大闹。情绪激动的公子哥们还到处找贺知章,要痛殴他。礼部吏员们惹不起躲得起,紧闭礼部大门。公子哥们就堵在衙门外高声叫骂,不少看热闹的人也跟着瞎起哄。这一下子就恶化成了影响首都稳定的群体性事件。

  对这种事,其他衙门的官员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,没人出来管。说不定,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入选,对贺知章怀恨在心呢!解铃还需系铃人,还得贺知章出来平息混乱局面。贺知章就在礼部衙门内搭了个梯子,爬上围墙,趴在墙头上喊:“诸君且散,见说宁王亦甚惨澹矣!”意思是说:“大家别着急,听说宁王的病情也很危急了!”“宁王”是唐玄宗的大哥李宪。当年,李宪主动让贤,把太子宝座让给了三弟李隆基。李隆基当上皇帝后,对主动让位的李宪优待有加。贺知章的潜台词是:李宪死了,葬礼会更隆重,挽郎的数量会更多,大家都还有机会!

  聚集的公子哥们听贺知章透露如此宝贵的小道消息,纷纷散去,回家等宁王李宪的噩耗去了。只是不知道,病中的李宪知道了,作何感想?

  这个故事里的挽郎,为官僚子弟直接当官提供了便利渠道。中国古代始终存在官二代当官的制度便利。秦汉以后,“世官世禄”作为一项制度已经寿终正寝,但阴魂却一直没有消散。西汉就确立了“任子制”。

  所谓“任子”,顾名思义,就是任命官员的子弟当官。西汉政府规定:“吏二千石以上,视事满三年,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,不以德选。”(《汉书·哀帝纪》)这项制度有两个标准:第一是官员级别必须是二千石以上,而且任满三年。西汉官员的俸禄是用粮食计算的,粮食的多少等同于官员的级别。二千石是地方太守、中央三公九卿的级别,属于高级官员。第二个标准是任子的对象是“同产若子”,必须是高级官员的儿子或者侄子。只要符合这两项标准,就可以当官。至于才能、品德等,都忽略不计(不以德选)。任子一般担任郎官,也就是宫廷的侍从官员。因为离皇帝近,受人瞩目,升迁的速度也快。西汉著名爱国者苏武,就是靠任子制当上的郎官。他的父亲苏建是卫青的战友,官至代郡太守,符合条件。

  任子制本身是高级官员的福利,在实际操作中日渐朝着便利官员的方向发展。比如制度没有规定任子的数量,于是高官们的子弟纷纷入仕。汉元帝时宠臣史丹,史载“有子男女二十人,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、诸曹”。九个儿子都通过任子制当上官,可见这项制度执行起来不严格、不严肃。而大权臣霍光,则因为同父异母的哥哥霍去病是骠骑将军,在十几岁就被任命为郎,很快升迁为诸曹侍中。他显然不符合“同产若子”的标准。

    未完,余见http://viewpoint.inewsweek.cn/columns/columns_detail.php?id=19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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