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的“挽郎”，就是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人，算不上是什么好事，但给帝王当挽郎就不同了，报酬优厚。治丧结束，吏部要登记挽郎的人事材料，分官配职。也就是说，挽郎当完就当官--这就是给皇家抬棺材的报酬。因此，每次帝王葬礼的挽郎无不集“一时秀彦”，满眼看去都是达官显贵的子弟（官二代）。普通人家的子弟根本不能染指。比如东晋南朝时期，帝王后妃的挽郎，规定要是六品以上公卿大臣的子弟。到了唐朝，十三四岁的公子哥就能选上挽郎，踏入仕途，比寒窗苦读轻快得多了。因此，听说薛王李业死了，长安城内外的官员子弟们跃跃欲试，争着要当挽郎，要挤入“后备干部”队伍。

　　贺知章自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。而他最后挑中的挽郎人选，也不可能全部是“一时俊彦”，让所有竞争者都心服口服。于是，未能入选的官员子弟们群情激奋，大骂贺知章不公，跑到礼部大吵大闹。情绪激动的公子哥们还到处找贺知章，要痛殴他。礼部吏员们惹不起躲得起，紧闭礼部大门。公子哥们就堵在衙门外高声叫骂，不少看热闹的人也跟着瞎起哄。这一下子就恶化成了影响首都稳定的群体性事件。

　　对这种事，其他衙门的官员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没人出来管。说不定，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入选，对贺知章怀恨在心呢！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还得贺知章出来平息混乱局面。贺知章就在礼部衙门内搭了个梯子，爬上围墙，趴在墙头上喊：“诸君且散，见说宁王亦甚惨澹矣！”意思是说：“大家别着急，听说宁王的病情也很危急了！”“宁王”是唐玄宗的大哥李宪。当年，李宪主动让贤，把太子宝座让给了三弟李隆基。李隆基当上皇帝后，对主动让位的李宪优待有加。贺知章的潜台词是：李宪死了，葬礼会更隆重，挽郎的数量会更多，大家都还有机会！

　　聚集的公子哥们听贺知章透露如此宝贵的小道消息，纷纷散去，回家等宁王李宪的噩耗去了。只是不知道，病中的李宪知道了，作何感想？

　　这个故事里的挽郎，为官僚子弟直接当官提供了便利渠道。中国古代始终存在官二代当官的制度便利。秦汉以后，“世官世禄”作为一项制度已经寿终正寝，但阴魂却一直没有消散。西汉就确立了“任子制”。

　　所谓“任子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任命官员的子弟当官。西汉政府规定：“吏二千石以上，视事满三年，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，不以德选。”（《汉书·哀帝纪》）这项制度有两个标准：第一是官员级别必须是二千石以上，而且任满三年。西汉官员的俸禄是用粮食计算的，粮食的多少等同于官员的级别。二千石是地方太守、中央三公九卿的级别，属于高级官员。第二个标准是任子的对象是“同产若子”，必须是高级官员的儿子或者侄子。只要符合这两项标准，就可以当官。至于才能、品德等，都忽略不计（不以德选）。任子一般担任郎官，也就是宫廷的侍从官员。因为离皇帝近，受人瞩目，升迁的速度也快。西汉著名爱国者苏武，就是靠任子制当上的郎官。他的父亲苏建是卫青的战友，官至代郡太守，符合条件。

　　任子制本身是高级官员的福利，在实际操作中日渐朝着便利官员的方向发展。比如制度没有规定任子的数量，于是高官们的子弟纷纷入仕。汉元帝时宠臣史丹，史载“有子男女二十人，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、诸曹”。九个儿子都通过任子制当上官，可见这项制度执行起来不严格、不严肃。而大权臣霍光，则因为同父异母的哥哥霍去病是骠骑将军，在十几岁就被任命为郎，很快升迁为诸曹侍中。他显然不符合“同产若子”的标准。

    未完，余见http://viewpoint.inewsweek.cn/columns/columns_detail.php?id=193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