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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权力压垮的皇帝:读《坐天下很累》

皇帝,是中国古代史的关键词之一。“古往今来,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、更崇高、更煊赫的存在了。”同时,皇帝又是高危、高压、高职业病的职业。多数皇帝不是好大喜功、狂妄自大,就是胡作非为、自暴自弃,总之是不正常的人。据统计,有史可查的古代皇帝,有接近一半非正常死亡。他们的平均寿命为39.2岁,低于刨除夭折人口后的中国古代平均寿命。(17页)

被权力压垮的皇帝:读《坐天下很累》关注皇帝的著作很多。张宏杰的新书《坐天下很累》(吉林出版集团201210月)聚焦皇帝的煊赫和不幸。全书通过解读王莽、杨广、朱元璋、正德、崇祯后人、永历、嘉庆、洪秀全和光绪等九位帝王,展现他们的“累”和精神异常,并提出:“权力过于巨大,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。”

该书在序章中明言,中国古代皇帝的专制,是绝对的专制,且程度不断加强。在古代中国,皇帝支配一切、主宰一切,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,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。有人认为:“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。不论是东方小国、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,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。与中国皇帝比起来,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。”(第1516页)可是,权力是一把双刃剑,在给予所有者荣耀和平台的同时,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人性。绝对的、没有制衡的权力,则会毁掉专制帝王的人生。

中国历代帝王,通过操纵社会,维持社会的超级稳定来巩固皇权。要想把天下化为一家私产,世袭一切权力,皇帝们自然反对平等的对话、变化与改革的倾向,进而反对自由的思想和宽松的文化。通过强化纲常伦理和等级制度,皇帝们强化了皇权专制,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牢固统治。比如,增加等级数量、扩大等级差距,分割不同等级的地位、权利和资源配置能力,上一个等级对下一个等级的控制就越有力,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,自然更是高高在上,威不可及,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。朱元璋很典型,把天下人群划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类型,规定不同人的言行标准,甚至是建筑装饰的标准。他怕大权旁落,怕豪杰不服,怕地方不稳,又怕天灾人祸、民不聊生,同时时刻受到“悲惨的童年”阴影的影响:对地主富豪的厌恶、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、对底层流动性的恐惧,自然也包括从极端贫穷和屈辱记忆中转移而来的报复心理。这造成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、残暴嗜好和不切实际的“稳定”。他甚至规定,后代子孙必须在皇宫门口和京城各处城门,时刻准备快马刀剑,以便遇险逃脱的急用。书中有一篇《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》,是作者擅长的内容和写法,形式新颖,分析精辟,值得一读。

天下一人的地位,和不断聚集的权力,对皇帝本人也是巨大的负担。所有权力集于一身,也就意味着诸事不论大小,都要皇帝一人决策。越到后来,天下事务越繁杂,皇帝集权却越深,皇帝的工作压力也就越来越大。据说,雍正皇帝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,其余时间都在打理江山,而且每年只休息一两天,常常抱病秉烛处理奏折。他在位十二年,留下了上千万字的朱批文字。可是,有几个皇帝有雍正这样的精力与毅力,且愿意做这样的工作狂。书中的嘉庆皇帝,每年只在生日的时候休息一天,平时日日天未亮就起床办公,公务少了还要痛骂大臣们不勤奋不努力。即便如此,嘉庆还是无奈地看着国势日非,弊端丛生,有心作为却不知所措、无从下手,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成了“嘉庆中衰”的主人公。同时,对皇帝的神化、对儒家思想的假借与利用、森严的等级和繁琐的礼仪,让皇帝这份职业缺乏人性,没有丝毫的温暖。金碧辉煌、美轮美奂的紫禁城,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、了无生趣、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。明清时代,皇帝每天的言行,每年的日程,都是有章可循的,有法必依的。比如明朝皇帝除了战争、祭祀等极少数情况,不得离开紫禁城。你让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天天端坐空荡荡的大殿上,面对一群须发花白的老爷子喋喋不休,或者让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孩子在大型典礼上扮演天子角色,一罚站就站好几个时辰,怎么不让他们反感,怎么不遏制他们的天性?

我们于是看到,历代王朝的开国君王大多像朱元璋那样,嗜权如命,强势多疑;后期皇帝不是正德皇帝那样任性胡为,自暴自弃,像个小孩子,就是嘉庆皇帝那样既发现不了问题更提不出解决的办法,一味求稳保守,是个中庸的“好人”。

如果说皇冠对多数皇帝来说是枷锁,那么更加可悲的是,戴上枷锁的那一刻,他的刑期就被确定为无期——不得假释、不得请假,甚至没有一时一刻的偷懒。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刻板要求,更是皇帝这个高危职业的客观要求。绝对专制使得皇位争夺变为了你死我活的残酷游戏。赤壁之战前夕,曹操百万大军压境,东吴内部站和不定。鲁肃的一句话,最终让孙权下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:“我们这些臣子,投降曹操后还能混个一官半职;主公投降后,想得到什么待遇呢?”鲁肃没明说,但凡读过几本史书的人都知道:死!不是被乱刀砍死,就是被下毒毒死,残忍的还有被活活闷死、烤死、五马分尸、挫骨扬灰,即便出于“统战需要”会在开头得到短暂的善待与优容,也只是“缓期”几年奔赴黄泉而已。《坐天下很累》中通过崇祯后人和明朝宗室的命运,描绘了“权末代”的悲惨命运:用全家人的鲜血来为之前的享受还债;为了避免为人所辱跳井自杀或者子弑父、父杀女;丧尽人格尊严,跪爬乞命,依然被沉江、被烧死;朱三太子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,年逾古稀依然逃不过罗网,先看着子孙一一被斩首,自己再被一刀刀凌迟至死。一句“愿生生世世,不生帝王家”,道出了多少辛酸、悔恨和无奈。这从反面,促使帝王们紧攥权柄,不忍他人染指。

绝大多数人并非出生在帝王之家,更与皇位绝缘。他们对龙椅只有远远瞅几眼的份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惊羡、欲望、僭越乃至是“谋逆”之心。一旦兵强马壮了(有时甚至只有一兵半卒),他们也会提出“天子宁有种乎?”的疑问。这可以理解为很多中国人的“皇帝情结”:尽管受到专制皇权的压迫与侮辱,却没意识到要把皇帝专制制度连根拔起,相反还藏着取而代之的念头。皇帝轮流做,明年到我家,是古代男子最常做的白日梦之一。《坐天下很累》就有王莽和洪秀全两个从底层奋斗当上皇帝的例子。王莽刚上台的时候,可能并没有取而代之,自己当皇帝的想法,但无上权力的诱惑最终侵蚀了他。至于洪秀全,则是一开始就是报着搏一把的念头,枪杆子里出政权,想过过皇帝的瘾。因此,等起义略有斩获,攻占一两个市镇,他就忙于封王建制,开始享受了。等到攻打长沙时,洪秀全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,躲进小楼成一统了。更多的人,则务实地选择不争皇帝,争取当开国元勋。通过起义改变生活,如此现实的想法,无可厚非,也是古代农民起义的主要推动力。只是,他们在刀口上舔血,给子孙后代辛辛苦苦赚下的“血酬”,总要末代子孙用鲜血生命来偿还的。中国古代史就在如此的反复中少有进步。书中洪秀全一章,纵论估计底层起义,颇有新意。

理论上,古代皇帝并非是绝对专制的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中,都有对皇帝的制约。比如“民为重,君为轻”的观念,比如王朝内部的谏官等等,又比如儒家思想对皇帝思想和言行的高标准严要求。这些原本是为了制约皇权的膨胀,达到政治的良性发展,在实践中也达到了一些限制作用,但并没有真正制约皇权。这些制约只是机械地束缚了帝王的生活和人生而已。比如,父子母子之情是人间最宝贵的感情之一,父母照顾子女是自然而然的。但皇帝皇后们却不能亲自照顾子女,尤其是皇子。因为王朝体制中的皇子不是正常人,而是关系王朝走向和天下安危的政治资源,皇帝的培养自然是重要政务,父子母子关系的影响要让位政治需要,让位体制要求。(因此,皇帝们接受的往往是没有人性关爱的机械刻板的教育,最终不是培养出正德这样的孩子,就是嘉庆那样的呆子。)又比如,正德皇帝毕生向往市井生活,他就想像普通人一样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,却被文官集团上升到天下安危的高度,极力加以阻拦。说来也可怜,皇帝更像是被政治体制团团包裹的木偶。摆布他们的,往往是祖先设置的“为子孙万代着想”的万世不变之法。之所以不能真正制约皇权,因为这些思想也好,制度也好,出发点都是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,承认政治明暗百姓贫富都系于皇帝一人。它们要求皇帝执行的是“理想”的专制而已,至多防止出现暴君爱民进而威胁整个皇权体制的极端情况。如此“制约”的结果,只能是滑向皇帝专制,而不是分权制衡。

专制之祸,祸及帝王。绝对的专制让帝王如坐刀尖,欲哭无泪,欲逃不能,尝尽苦味。这是《坐天下很累》描绘的古代帝王的典型形象。

把历史写到人心里,把权力关进笼子里,似乎是时下历史写作的趋势。张宏杰是惯常从心理和精神角度分析历史和人性的高手,他的历史文章更是渗透着抨击专制、讲求权力制约的观点。《坐天下很累》便是典型,很适合每个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感兴趣的读者留心阅读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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