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青楼女子为代称的妓女历史悠久，可能比国家和政权的产生还要早。早期的妓女和后世专营皮肉生意的妓女不同。前者比后者的种类要多得多，也要高级得多。

妓女分官妓、营妓（军妓）、家妓和私妓四种。春秋时期，齐国管仲设立“女闾”，开了官营妓女行业的先河；西汉武帝时期，军营中设有营妓，专门服务那些没有家室的将士。家妓是王公贵族家中蓄养的女子，不仅面容姣好，还要能歌善舞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。他们能满足主人和宾客们在情感、生活、交际各方面的需要，能和文人诗文唱和。官妓和营妓的文化素质也不赖。她们一般不提供肉体服务，只会在两情相悦的时候和个别情深意切的宾客发生性关系。而早期的私妓素质较低，做不了官妓、营妓，更入不了王公贵族们的法眼，因此只能个体经营。但即便是私妓，也“卖艺不卖身”居多，很少有专营皮肉生意的私妓。

了解了早期妓女的特点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早期妓女和官吏关系密切。官府中人，包括许多文豪级的官员，沉醉在青楼红粉之中。社会不会对此非议，官吏们不会因为与妓女有染而影响仕途。官吏们文化素质较高，喜欢和开放、聪明的青楼女子交际唱和；官吏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，需要到青楼女子那里寻找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愉悦。唐之前的中国社会氛围宽松，觉得官吏与妓女的交往无可厚非。相反，早期官吏的青楼事迹往往流传为民间佳话。

曹操在顿丘令的任上认识了营妓卞氏。他和卞氏生下了四个儿子（包括曹丕、曹植两大名人），还逐渐以卞氏为正妻。社会并没有因此指责曹操。曹丕称帝后，卞氏还升格为了皇太后。魏晋南北朝时，世族豪门蓄养家妓成风。谢安狎妓游东山，引来官吏和文坛的一片羡慕之声，成了千古佳话。谢安的声望水涨船高，无形中增加了政治资本。

大唐盛世，市井繁华，文化昌盛。官吏和青楼往来唱和也达到了顶峰，几乎有无妓不成席、无妓不欢宴的局面。许多大文豪、大官僚留下了和妓女的往来诗文，《全唐诗》还收有妓女的作品。比如白居易就养了不少美妓，到晚年他还流连在家妓小蛮、樱桃等人身上。这并未影响白居易的仕途。白居易曾在杭州、苏州等花柳繁华地当太守。他公开携带十几个妓女游览西湖、虎丘等热门景区，并写诗纪游。如此高调，白居易的政敌们并没有把它当做攻击的把柄，可见狎妓游览在唐代根本就不是件事儿。元稹和白居易齐名，文坛称他们为“元白”。元白二人都喜欢和青楼女子交游，还交换过妓女。元稹后来更是官至丞相。

唐代官吏和妓女的交游还有制度化的趋势。官吏和妓女成亲也为社会接收。比如新科进士们就有游冶长安“红灯区”的传统。“长安有平康坊，妓女所居之地……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。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。”（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）新科进士们会推选两名年少俊秀者为“探花使”，“一日看遍长安花”。有人说“探花使”的任务是去城中各名园、花圃采摘鲜花；也有人说所谓的“探花”还包括去平康坊打前站，做好联络工作。

传奇《李娃传》讲了一个故事：山东世族子弟郑生在长安遇到名妓李娃，为她耗尽资产，沦落街头为他人做挽郎。其父大怒，将郑生痛打了一顿后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。李娃后来遇到郑生，收留了他，还自我赎身后协助郑生攻读考试。郑生经过三年苦读，终于金榜题名，中了进士，出任成都府参军。其父恰好担任成都尹，见了郑生不仅重新认他为子，还主持迎娶李娃为儿媳妇。一个妓女就这么嫁入了山东世族豪门。

《太平御览》记载唐代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考中进士后到太原旅游，与一名太原妓女两情相悦，订下婚约。欧阳詹后来返回长安当官，该名妓女留在太原，因病而逝，给欧阳詹留下一缕头发和遗诗。欧阳詹不久派人来迎娶赴任，知道消息后悲痛过度而死。后人将之视为爱情佳话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官吏们，尤其是年轻官员在勾栏瓦斯中流连忘返。唐文宗年间，杜牧在扬州淮南节度使幕中任掌书记。扬州是淮左名都，自古繁华。杜牧是贵公子出身，喜好声色冶游，晚上常流连在青楼之中。三年后，杜牧将赴长安就任监察御史，节度使牛僧孺饯行时对他说：“你前程远大，但做的一些事情不拘小节，很不好，甚至有伤身体。”杜牧见领导批评自己的私生活，以为牛僧孺不喜欢下属逛青楼。杜牧一来不好意思，二来担心此事影响升迁，便矢口否认自己夜游青楼。牛僧孺笑了笑，命人搬出一个小匣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密报，上写“某夜杜书记宴某家，无恙”或“夜，杜书记过某家，无恙”。原来，牛僧孺并非厌恶下属逛青楼，而是担心杜牧这样的温柔公子年纪轻轻，夜游时发生什么意外。所以他之前派士兵暗中保护杜牧，如今又提醒杜牧注意安全、爱护身体。很多年后，年老的杜牧反省这段扬州岁月说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

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宋代的扬州，情形就不同了。王安石任淮南签判的时候，工作地点也是在扬州。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，白天上班的时候因为熬夜加上来不及盥洗，显得蓬头垢面，精神状态不佳。顶头上司、扬州知州韩琦以为王安石夜间沉溺于花间柳巷，很不快，多次批评王安石。王安石也不辩解。两人关系终至恶化。

官吏和青楼的关系在唐代达到宽容和活跃的巅峰，到了宋代两者的关系就开始收紧。虽然宋代青楼业依然发达，官府也没有对官吏出入青楼有禁令，但社会对此开始有所微词了。比如王安石就因为被上司误以为夜逛青楼而仕途受到影响。

北宋的情形还好一些。社会刚从盛唐的宽容中走出来，狎妓助兴和调解的余风尚在。据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载，每当有新太守上任，杭州营妓都出境迎接，离任之后与太守相好的营妓还与离任太守鱼雁往来，时人并不为怪。苏东坡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曾派遣杭妓前往苏州迎接新太守，并做《菩萨蛮》一首，其中的序就写道：“杭妓往苏，迎新守杨元素，寄苏守王规甫。”想象一下，一群杭州妓女“公派出差”去苏州找两位高级官员（杨元素、王规甫）“联络业务”，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？著名文人柳永则以艳词闻名，其词多描写青楼和妓女的生活。柳词传唱很广，据说有井水处便有柳词。在唐代，这有助于柳永的声誉和仕途。但在北宋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柳永参加科举都已经进入了“拟录取”名单了，到皇帝圈点放榜时，宋仁宗看到柳永的名字，想起了他的艳词，觉得柳永不适合当官。他就划去了柳永的名字，在旁批道：“且去浅斟低吟，何要浮名？”后来，又有官员直接向仁宗推荐柳永，认为他才堪大用，还拿着柳永填的《醉蓬莱》一词呈给宋仁宗看。谁知宋仁宗看后，气愤地将词稿扔在地上。柳永最终因为与青楼女子交往密切，而被排斥在官场之外。

从柳永和王安石的例子可见，青楼交游已经成了上级评价一名官吏进退的标准之一了。官吏们不得不忌讳于此。官吏和妓女结婚的事情，骤然绝迹。比如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秦观贬官长沙，有一名妓女平生酷爱秦观的词，对秦观爱慕情深，愿意无条件嫁给秦观。秦观硬是不敢娶，只是赠词相别而已。后来秦观死在藤州，该名长沙妓女知道后为他殉情，谱写了一曲爱情悲歌。

如果说北宋官吏和青楼女子的关系还在冷暖、明暗之间徘徊，那么到了南宋以后，官吏和青楼之间逐渐泾渭分明，渐行渐远——起码在制度上是如此。政府开始限制官员狎妓，规定妓女只能为官员提供歌舞和陪酒这类活动；双方不能发生性关系，违者都要受到各种处分。比如浙江台州营妓严蕊“色艺冠一时”，美名远播。当时法律规定妓女可以陪官员伺，只是不能同床伺寝，所以官员狎妓之风仍然存在。台州知府唐仲友就经常在宴会中找严蕊作陪。唐仲友的政敌朱熹出任浙东常平使后，就上书弹劾他，其中一条罪名便是唐仲友和严蕊有“不正当关系”。[1]

为什么南宋成了中国古代官吏和青楼女子关系的分水岭了呢？

之前双方关系亲密，那是因为社会风气宽容；之后双方渐行渐远，是因为南宋之后理学兴起，社会宽容度缩紧。朱熹提倡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重男女之防。理学成为显学和入仕敲门砖，读书人个个是“谦谦君子”，争相证明自己“坐怀不乱”，以“卫道士”自居。青楼成了读书人和官吏们批判的对象。有志仕途者避尤不及。朝野将官员交游青楼看作是官品败坏的表现之一，与仕途升迁调转相挂钩，官员哪敢再公开狎妓游玩？

客观上，官员和妓女双方的素质也在降低。原先的你唱我和、诗文品评的风气大减，发生皮肉关系的比例大增。越是文化修养高、精神世界丰富的男子，同女子交往过程中就越少有肉欲的成分，更看重友谊和感情的交流。所谓“真好色者必不淫，真爱色者必不滥”。遗憾的是，这样的人在南宋以后的官场越来越少。而像李娃、严蕊那样才艺突出、自尊自爱的妓女也越来越少。结果导致官吏和妓女的不正当关系的确影响到了社会和官场的风气，政府不得不对此加以限制。

到了明朝，限制趋于严格。《大明律》规定：“凡官吏宿娼者，杖六十，媒合人减一等。若官员子孙宿娼者，罪亦如之。”明朝的杖责是很厉害的，用大木棍杖责六十下会要了一般体质的官员性命的。即便宿娼官员躲过了杖责，也会被罢官免职，将来永不叙用，等于是和仕途完全绝缘。注意：这条法律的对象除了官员，还包括了中间人（媒合人）和“官员子孙”，打击面很广。除了法律上的惩罚，犯事官吏还有道德成大。士大夫一旦被发现交游、留宿青楼，会被社会不齿，终身不容于士林。

明代家妓就此正式终结，官妓还存在。不过，明朝官妓面向市场，向老百姓提供服务，目的是为官府增加财政收入。到了清初，官妓制度被正式废除，社会上只剩下私妓了。

清朝政府对官员交游青楼女子做了更严厉的限制。《大清律例》“官吏宿娼”条规定：“凡（文武）官吏宿娼（挟妓饮酒亦坐此律）者，杖六十，媒合人减一等。若官员子孙（应袭荫）宿娼者，罪亦如之。”刑罚沿袭了明朝的规定，还把“挟妓饮酒”也算上了。官吏及其子孙和青楼女子吃个饭、聊个天，也算是犯法。北京城里的巡城御史就负责查官员狎妓逛青楼，一旦查到就要严厉处罚。此例延续到民国。“逛青楼”在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是官员的一个“硬伤”，有一票否决的作用。民国初年，财政部佥事刘文嘉和妓女小翠喜两情相悦，定下婚约。鸨母一意作梗，至检察厅控告刘文嘉霸占女儿。财政总长知道后，以为“不成事体”，呈明总统将刘文嘉罢免。（《民国趣史》）

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了。第一，官员们有正常的身心放松、精神调解和友情交流的需要，找谁解决呢？在清朝，狎妓是严禁的，但“狎优”可以通融，官吏可以招伶人陪酒唱曲。于是乎，优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女的角色。他们大多为年少者，多在二十岁以下，也称为娈童、优童、歌童等。因为优伶相貌清秀、酷似姑娘，故称像姑，俗称兔子。乾隆朝封疆大吏毕沅与京师昆曲旦角李桂官昵好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写到清代官吏可以狎像姑而不可狎妓的情况：“这京城里面，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，什么王公、贝子、贝勒，都是明目张胆的，不算犯法，惟有妓禁极严，也极易闹事，都老爷查的也最紧。……犯了这件事，做官的照例革职。”优伶中有些是卖身的，近似男妓。

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什么朝廷严禁官员狎妓，而各地青楼依然兴旺发达呢？

不可否认，官员暗中逛青楼依然成风。他们是清代青楼业的消费主力，尤其是清朝后期禁令松弛，官员狎妓之风重新兴起。北京城中妓馆门庭若市，南娼北妓纷纷角逐于官场。清末名妓赛金花回忆：“每天店门前的车轿，总是拥挤不堪，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。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，觉着这样来去太不方便，便邀我去他们府里。这一来，我越发忙了，夜间在家里陪客见客，一直闹到半夜，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，像庄王府、庆王府我都是常去的。”其中的原因，还是中国古代政治存在明暗两套做法、两个系统。白纸黑字的禁令总敌不过私底下的通融、操作和人情。相反禁令越严，暗中的反弹就可能越厉害。有人作诗谈清末北京官僚士大夫习于声色，其中说到官员狎妓：“街头尽是郎员主，谈助无非白发中。除却早衙迟画到，闲来只是逛胡同。”[2]一些官吏还纳妓作妾。

慈禧末期，端方作为出洋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，途径上海，遇到名妓林黛玉，极为喜爱。端方欲纳林黛玉为妾，为周边的人死死劝说，端方也为个人前途考虑，最终忍痛割爱。庆亲王之子、贝勒载振就大胆得多。他去东北考察东三省建立事宜，路过天津，遇到名妓杨翠喜，也极为喜欢。道员段芝贵为了升官，花巨款将杨翠喜赎身，献给了载振。载振欣然“笑纳”。不久东三省城里，段芝贵被任命为“署理”黑龙江巡抚。政敌抓住这桩“桃色交易”不放，攻击载振纳妓，要扳倒他，演变成了一桩轰轰烈烈的大新闻。可见，只要没人管，狎妓交游并非大事；一旦有人要借机做文章，任何官员和青楼之间的小事都是大事，能掀起政坛波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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