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僚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特产，也许与我们的历史一样悠久。在延续和发展的数千年时间里，官僚制度曾经代表着中国传统政治的精致、典范和成就，和辉煌的盛世景象融为一体。曾几何时，它开始承受越来越多的批评。后人认为官僚制度恶化了中国的社会风气，阻碍了政治前进的脚步，甚至认为它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消极遗产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官僚制度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心理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。对其中的消极负面因素，我们不能奢求一朝改善，对其中的正面遗产，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。《衙门口：为官中国千年史》（张程著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）就是一部重现与反思古代官僚制度的作品。

《衙门口》梳理了古代官员从录取到退休的方方面面内容，简介了历朝历代官僚制度，展现了古代衙门内外的种种场景。它让读者感觉到，原来中国人已经早早触及到了官员人事制度的各个领域，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，覆盖之宽、内容之细、历史之久，足以让后人为之惊叹乃至骄傲。它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稳定和发展，起到了正面的作用。有人痛斥古代王朝政治黑暗腐朽，进而认为古代官僚制度的失败。事实上，王朝末期的腐朽衰颓，不是官僚制度设计造成的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是对制度的背叛。比如，《衙门口》开章专题论述了科举取士制度。科举为传统社会流动、保证官员质量，做出了巨大作用。清朝出身寒微的进士比例，1652－1661年为42.8%，1673－1703年为32.3%，1822－1904年为35.2%，极大扩充了这个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基础，为政府机构输送了一批才学之士。清朝中期以后，科举制度遭到破坏，卖官鬻爵、滥用私人、仕途大开，官场人满为患，鱼龙混杂，进而导致了政治黑暗。

《衙门口》没有只停留在描述静态的制度，而是深入到了动态的升迁之道和官场规则。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，也是难度最大的内容。作者抓住了“权力”这个关键词，从皇权专制、权力结构、权力的变异与泛溢等角度出发，考察官员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权力的大小成了衡量官员价值与成败的核心标准，获取、巩固与扩展权力就成了官员一切言行的目标。从此点衍生开来，古代官僚制度的种种消极与负面悄然而生。比如，绝对皇权的存在，在理论上可以让一切优秀的制度成为一纸空文。又比如，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源，使得“唯上”与“圆滑”成为古代官员行走官场的法宝。这一切都是君主专制体制惹的祸。古代官僚制度不能脱离君主专制的大背景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摆正设计初衷，摆脱种种负面与消极衍生品的附着。

官僚制度不仅覆盖官员群体，还有众多的人群攀附其上：幕僚、胥吏、长随、官亲等等。大凡能分沾到公权力荣光的人，都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，也就与官僚制度息息相关。《衙门口》也没有放过这些人群，专门写了衙门小贵、官场小人物和那些“体制之内、编制之外”的人和事儿。制度规范人事，同样也迁就人事。在实践中，人和制度相互影响。明清时代的官员就仰仗幕僚、亲随和官亲们控制衙门和施政。比如，古代没有信息交流困难，各个衙门的门丁既要管理官员的来客、拜客，准备老爷的出行交际，又要留心衙门内的公文进出、官员往来，充当了类似领导秘书的功能，作用不容小觑。这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，而官员对亲属的倾斜、倚重乃至包庇，则是主观故意的。归根结底，此问题又要归咎到“权力”关键词。在位者苦思如何巩固权力、维持秩序，灰色人群的存在有助于他们实现目的。灰色人群自然要有灰色收入，就会在白纸黑字的制度之外营私舞弊。

《衙门口》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副图景：官场上熙熙攘攘，有人白发赴刑场，有人雨夜赶科场，“读者们可能穿梭在达官显贵、下僚小吏、落第士人、隐士僧侣甚至市井小民中间，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琳琅满目的衙门之间。野史、传说同正史一样得到了认真的对待，登堂入室，在本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。”这是一部传统的考据演绎与时髦的通俗写作、严谨的史学关怀和轻松的故事传奇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。

据说袁世凯年青时在家族世交吴长庆的庆军中奋斗，曾向吴长庆的好友马相伯讨教：如何才能飞黄腾达，直上青云？马相伯指点：“惟厚赂宦官，由宦官而结纳亲贵，便可越级而升，宦至督抚不难也。”

袁世凯如法炮制，立竿见影，后来告诉马相伯：“验矣！”又问：“先生见事如此透彻，代某筹策如此奇效，为何不躬自为之？”

马相伯笑着说：“余言之而不能行，是以未免终为书生也！”

《衙门口》是一部讲古代官僚制度和官场的作品。历史关照现实，读者与其把它当作行走官场的“教科书”，学习古代官场的鬼魅伎俩，不如当作一部古代官场的“穿越指南”，多一份认识过去、感知当下的鲜活材料。（作者：赵亮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