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新传媒
位置:博客 > 张程 > 州县之失:晚清是如何失去基层州县的?

州县之失:晚清是如何失去基层州县的?

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,湖南最先响应。省会长沙被革命军占领,全省震动。清朝的湖南衡永郴桂道道台通令各县筹款上缴,预作镇压革命的准备。下属的嘉禾县知县锺麟接到命令,大哭一场后,召集士绅说:“我到任好几年了,无德于民。如今造反纷起、朝廷危急,请在位诸位杀了我,向百姓谢罪。这样如能让县城免于兵祸,我死无所恨!”

作为清朝两千名基层知县中的一员,锺麟很清楚此时此刻县里的困境。他筹不了几块钱,也募不了几个兵,拿什么去镇压革命?锺麟能做的,就是以退为进,打悲情牌逼士绅们表态支持官府镇压起义。他知道士绅们不会杀了他,也不希望士绅们真的响应革命。

然而,士绅们的态度并不像锺麟希望的那般。

在场的士绅“皆相顾错愕”。他们虽然没有赞同革命,但也没有支持官府,更没有答应出钱出人,而是“好语慰之”。士绅们大致劝锺麟不必寻死觅活的、不要担心之类的,然后就散了。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,他们选择了观望。对锺麟来说,这是可怕的观望:观望意味着不效忠,说明士绅们对朝廷的失望。

何永清是该县的典史,宦海沉浮多年,县里的胥吏、差役们都敬畏他,算是本县的实权人物。士绅们认为他能稳定住局势。更重要的是,知县锺麟是旗人,何永清是汉人,符合当时“排满”的革命标准。于是,有士绅就来游说他:“知县大人是旗人,革命军恐怕容不下他。如果革命蔓延到本县,我们愿意拥戴你主持新政府。”但是,何永清决心效忠清王朝,谢绝了士绅们的好意,发誓与锺麟一起死守嘉禾,抵抗革命。

革命之火迅猛燃烧。嘉禾县眼看不能幸免。何永清无计可施,痛哭之后,把官印挂在身上,上吊自杀了。11月11日,距离武昌起义爆发整整一个月后,嘉禾也爆发了起义。革命军围攻县署,锺麟端坐堂上,服下金屑自尽。嘉禾县“光复”,士绅们咸与维新去了。

锺麟、何永清的事迹,被收入《清史稿•忠义十》之中,成为传统的忠臣义士的典范。清亡民兴的变乱中,为清朝殉节的官吏并不多。但清史稿的修撰者还是搜罗了数以百计的殉节者,全都记载在这一卷中。细读此卷,发现多数殉节者是阵亡、自尽的八旗子弟。他们的死难,能否称为“殉节”是存疑的。同一卷中出现了革命过程中,旗人被“剖心脔割死”“缚于树,支解死”“剁尸如泥”等记载,“旗人皆自危,颇有无故被杀者”。因此,很多死难旗人是被动遇害,或者是在民族矛盾极端激化的大环境中恐惧自杀的。

死难官员的事迹,才是真正的殉节。《清史稿》的记载也更详细。但在死难官员中,文官按察使(三品)以上、武官参将(三品)或者协统(旅长)以上的屈指可数,就是道台、标统也少见,多数是锺麟、何永清那样的州县官员。

这些州县殉节者,是帝王政治体制下的失败者。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仕途特点:起点低、级别低、关系差,长期得不到提升,很多人注定要在小官下僚的职位上退休终老。比如何永青是四川新津的普通汉人,没有家庭背景,没有科举功名,花钱买了一个典史的官职,被分配到湖南任职,代理过州同知、吏目等小官,始终没有升迁;

殉节的山西同知陆叙钊,顺天大兴的汉人,没有功名,从小从军西北,因功被保荐为知县,分配山西当了22年州县官。《清史稿》一再说他治官“有声”、“得民”,治理得“县境晏然”,但就是得不到提升;

殉节的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,是江西德化的汉人,有举人功名,但没考上进士。清朝每六年在长期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中,挑选一批人当官,称之为“大挑”。黄为熊就被挑中出任知县,分配到浙江后代理过于潜、东阳、兰溪等县知县。清史稿说他政绩斐然,处理了成千上百的积案、清剿干净了兰溪县的盗匪,还兴学重农,广受褒奖,但就是一直没有实授官职。

晚清吏治不好,孔方兄当道,贤能失势。加上僧多粥少,一个官位之后排着一溜候补之人,一般官吏如果没有关系没有金钱,很难进步。州县官员本来升迁的空间不大,如此一来,晚清州县官职更是鸡肋,如不出意外永无出头之日。

然而,王政之基在州县。晚清各项政令最终都要基层的州县官员去落实。州县官员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工作量,支撑着清王朝踉踉跄跄地继续前行。一个负责的州县官员,必然是异常忙碌的。除了传统的钱粮、刑名、文教和迎来送往,他们还是晚清“新政”的贯彻者、落实者。远在北京的朝廷衮衮诸公,号召富国强兵,要练新军办实业学习西方,每一个口号每一项政策,都够地方官员忙的。比如朝廷要求各省编练新军,每省预定两个镇(师)。为了编练两个镇的新军,就要创办军校、辎重后勤,还要裁撤旧军安置旧人,哪一笔都是不菲的开支。但朝廷只给任务,没拨资金,要各州县自筹。又比如朝廷废科举办新学,原本是好事,但同样只考核各县要完成的“办学目标”,却不告诉如何汰旧立新,更没有拨款,一味把压力和包袱甩给了基层官员。再比如在创办近代工业,学西方办图书馆、博物馆和慈善机构等,朝廷也都“有章可循”,考核标准历历在目,却不问新事物如何与基层的旧结构、旧事物衔接……晚清政策显得相当浮躁,急于与传统划清界限,像是中国社会上浮着的一层油脂。1901年后的新政和1906年的立宪等改革,更像是王朝上层的一场自娱自乐。

虽然执行的是“新政”,清史稿中殉节诸位州县官员却都是“旧人”,没有一个新式学生,没有一个留洋的海归。很多人走的是“读书—当官”的老路。新政甫起,他们的担子日益沉重。中央集权的思路没有变,历代朝廷对州县权力的限制越来越大,州县官员“自选动作”的空间其实很小。晚清的朝廷更是集权,凡是有利可图的,比如盐政、比如路权,都收归国有,凡是繁琐的、无利的则甩给州县。但是要完成改革任务、达到考核要求,州县官员必须拥有更大的财权、事权。遗憾的是,没有。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戴着枷锁起舞,各显神通,甚至走旁门左道,来完成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任务。

上层的种种政策,对基层社会也是巨大的打击。士绅阶层千百年来,在官府和百姓之间承担着中转调剂作用。改革让他们眼花缭乱,利益受损。他们看到的是,种种利权被官府收走,自己却没分沾改革成果。清王朝让百姓承担改革成本,却任由一小撮人霸占了改革的成果。也许,清末改革最大的成果,就是提高了百姓的权利意识。接触的新事物虽然有限,却让他们知道了“权利”二字,增加了斗争意识和技巧。我们会发现,在革命爆发前的几年,各地爆发的百姓维权斗争日益增多。自然,维稳的压力也落在了州县官员头上。他们一边要推行激发维权斗争的政策,一边不得不降低姿态来与士绅阶层对话。如此反复,结果往往是士绅阶层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,对原本亲近的父母官也疏远了。

州县官员就在上下压力之间的夹缝中,艰难维持着地方的运作。而这夹缝越来越小,官越来越不好当。我倾向相信,是传统知识分子入世济民的信念和古老的“父母官”心态,推动着晚清州县官员肩负着不相称的重担踉跄前行。

同样,他们在革命变乱中付出生命代价的举动,与其说是“殉节”,更像是在恪守州县长官保境安民的职责——尽管他们对安定、对百姓利益的认知可能有问题。

四川是蒙受革命破坏较大的省份。革命爆发时,乱军涌入石堤厘局(抽取商税的机关),逼索税款。负责厘局的曹铭拒绝交钱,被乱军扎了十余刀,也没有泄露钱在哪里。乱军走后,乡绅们来看他,曹铭指出税金埋藏的地窖所在,看着乡绅们点验完毕才闭上眼睛。曹铭的“殉节”,未必是对清王朝的愚忠,更像是忠于职守。《清史稿》说曹铭是浙江上虞人,读书出身,但没有功名,从给他人当幕僚开始,凭着苦劳一步步升迁。他负责的厘局地处川、黔、楚三省要道,收入颇丰。前任都贪污中饱,曹铭却丝毫不染。

变乱一起,各种利益集团都想扩张权力,想当豪强霸主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基层乱象难以避免。基层官员就成了变乱的目标。州县官员们往往要以一己之力应付乱局。辛亥革命中,福建泰宁知县李秉钧就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:“县治无官,民将失所。”他召集地方士绅商议保家卫县的措施,商定后再服药自杀。李知县显然是一个开明且责任感极强的人。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则遭遇乱民来夺大印。他“正色谕之”,无奈秀才遇见兵,无理可讲,抱着官印上吊自尽。天津武清的曹彬孙,是四川开县知县,在革命爆发时尚未赴任,逗留在夔府(奉节)。川鄂一带革命烈焰高涨,很多在任官员都弃官而逃,曹知县尚未到任,原本没有他什么事情,他却协助夔府本地官员防卫。一次在率团勇出巡时,遭遇乱军,团勇一哄而散,曹彬孙被捕,脑袋被割下来放在县衙公案上示众。

贵州贵筑人杨调元,光绪二年进士,以户部主事起步,起点不低,但外放陕西后,历任紫阳、长安、华阴、华州、咸阳、富平、渭南等县知县,资历越熬越深,官位都原地踏步,甚至在华州任上“以狱事忤上官,解任”。清史稿说他“缉捕有名”,还“疏濬河渠”,“复民田五万亩”,无疑是传统意义上的能臣干吏,就是没留下什么“新政”的功绩。

恰恰是杨调元,在辛亥革命中几乎成了清朝在陕西南部的擎天一柱。陕西新军起义,西安光复,“诸守令多委印去”,杨调元正代理着渭南知县,没有逃跑,而是“与城存亡,亟召绅民议守御”。他成功了招募了陕西社会特有的“刀客”,编成武装力量。《清史稿》说杨调元招募了上万名刀客,估计是夸张(如果是真的,杨调元都可以去“收复”西安了),但这支队伍实力不容小觑却是真的。当时陕西南部一带盗匪蜂起,乱得很,渭南县因为守御严密,保得平安。后来,军政府派人来接收渭南政权。杨调元不让新军入城,说“吏所职,保民耳”,要求接收者单身入城,如敢侵犯百姓“当与决生死”。在办理交接时,新人语气凌厉,让杨调元接受不了。他踯躅走到衙门后园,叹道:“吾谊应死,所以委曲迁就,欲脱吾民兵祸而后归死耳。卼辱至此,尚可一息偷生乎?”然后,他投井自杀。

杨调元的遗言值得揣摩。他还是把“脱吾民兵祸”放在了“归死”前面。父母官的责任感很重,也采取了实际行动;报效君王的念头也有,但他没有采取实质行动。杨调元已然对清王朝的延续失去了信心,坐等接收。

同是州县官员,宋亡有文天祥、陆秀夫,元亡有王保保,明亡有郑成功、张煌言,清亡又有谁负隅顽抗呢?一来,州县无死忠报效之官,二来,地方无感恩捍卫之民。就在不久前,清王朝还今日办一事,明日兴一政,后日又在谋划某某新策,看来颇有一番作为,不时收获光鲜铮亮的政绩,其实削弱了基层州县的执政能力,疏远了州县官绅,最终失去了天下。

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“城市革命”,或者说是“上层革命”。革命爆发于大城市,主力是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,并没有深入广大的乡镇和农业人口。那么,这么一场范围有限的革命,为什么迅速、和平地成功了呢?因为,广袤的乡村、数以千计的小县城,是中国的主要部分。它们的倾向决定着政治运动的命运。枪声在大城市响起后,县城里的士绅、乡间地头的百姓对清王朝的危亡漠然无视,部分人还涌起来响应起义。最后,统治者被百姓抛弃了,清王朝轻轻地就被基层“卸载”了。

只是苦了那些埋头实干、临了克尽职守的“殉节”小官了。



推荐 8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