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，段光清奉委出任浙江海盐知县。

海盐县政务的一大要点，也是难点，就是“办漕”。全国漕粮年定额为400万石，海盐一个县就超过了5万，可谓是一个漕务大县。段光清自述：“余昔坐书房时亦闻有漕规之说，不知海盐漕规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！”新县太爷到了任所后，才真正领教了传说中的“漕规”。那么，海盐漕务有什么弊端呢？

海盐县的百姓，分三六九等，有绅户、衿户、讼户等名目。绅户，就是在任或者卸任的官宦人家。绅户缴纳漕粮，每石并不交足一石，缺斤少两，习以为常；衿户，是有科举功名在身、但没有做官的士人家庭，每石交足一石，依法办事，不能缺斤少两。官府也不多收滥取。

讼户，则是正在县衙打官司的百姓人家，都是那些久拖不决的案件的当事人家庭。或许是迫于当事人反复上诉、越级上访等压力，海盐县默许“讼户交米，或一石加一斗，或一石加二斗不等”。也就是要多收他们一两成的漕粮。而对于一般老百姓，“漕粮非一石收至两担以外，不能运到京师”。也就是说，“三户”以外的布衣平民，法定的一石漕粮的义务，至少要缴纳两担以上才能过关。所以，每到临近收漕的时节，海盐县衙就挤满了报案的、上访的人，大家都来争当“讼户”。

在“三户”之外，还有更厉害的“包户”。一些强者，仗势包揽他人的纳粮，收取好处。比如，强者向平民每石按照一石五斗来征收漕粮，只缴纳官府一石，赚取五斗好处。而一般小户，乐于接受包户的“公道标准”，纷纷投靠他们，请他们代交漕粮，以避免官吏的敲诈，避免更大的损失。

这还仅仅是征税对象群体中的漕规，与之相对的收税群体中的弊端更多。除了正常的地方官吏、差役外，段光清发现，“自粮道、帮官、旗丁、委员及各衙门所荐收粮朋友，皆有漕规”。有关部门的官吏，都想从中分一杯羹。清朝有专门的漕运、河道系统，两大衙门实行“条块结合”的管理模式。他们自然要从漕粮征收中自肥，雁过拔毛。省、道、府等上级官府的长官们又“推荐”了不少“朋友”，帮忙海盐县征收、起运漕粮。如此美意，段光清是不敢拂的。

漕粮由专门的船队沿大运河北运。期间，验收官吏尺度的宽窄、押运兵丁看管粮食的松紧、贩运船夫装运粮食的快慢，甚至是船老大心情的好坏，都能影响海盐漕务的成败。自然，他们每个群体都发展出了潜规则，能从中得到实惠。此外，作为“统治民族”的浙江八旗子弟（旗丁），借口漕粮供应京畿，主要是为了满足京师八旗的生活需要，也自告奋勇，前来帮忙。对这些爷，段光清即便打心底里觉得就是群纨绔子弟、痞子流氓，表面上也不敢得罪。最终，“旗丁又于每年收县帮费之外，又收民间折色米三四千担。”段光清问前任：“这些人已经收了我们海盐县的帮费，为什么还要收折色米？”前任回答：“此亦明知而不能解者也。”向来如此，谁又有办法改变呢？

起初，漕粮征收谷米实物，后来因为运费、勒索等额外开支都强迫县里支付，海盐就开始征收“折色”。也就是征收银两。至于漕粮按照什么标准折算银两？银子又怎么个收法？这就又大有文章可做啦。

综上前述，前任知县向段光清感叹：“海盐之漕，所以不可办也。”这差事，简直没法办！（段光清：《镜湖自撰年谱》）

没法办，也得办！绅户、衿户、讼户、包户、漕口、河道、上司的朋友、旗丁、押运兵丁、船夫等等群体层层筛过后，学者估计，清代每运1石漕粮到北京，老百姓实际缴纳的粮食在3石以上。这还没算上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。如果按照综合成本来算的话，一石漕粮的成本逼近40两白银。（倪玉平：《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》；李作栋：《新辑实务汇通》卷67）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段光清一年的俸禄是45两白银。一石漕粮几乎可抵一个知县的年俸。北京官民吃的是天价大米！

天价大米，权力作祟。每个群体，只要有些实权在手，就盯上漕粮漕务，牟取私利。漕口、河道衙门自然不必说了，绅户有官员身份，衿户有科举功名，不是亲密接触公权力，就是有权力网络能间接影响地方政务；讼户虽然没有公权力关系，但能利用官司和上访等行为，对地方官吏造成负面影响；运输船只上的一般兵丁和船夫，看似无权无势，可人家也利用经手漕粮的一线身份，在微观和实践层面上，对漕务施加影响。总之，所有人都有或大或小的、纸面之外的实际权力。这些权力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，大到一石粮食数十两白银的好处，助推天价大米的产生。

海盐的漕规，是各方面群体长年累月博弈之后的结果。大家都接受了现实。比如，老百姓接受了“三户”的存在，默认了不平等，忍受盘剥。他们的反抗，最多是争当“讼户”。而且，一些百姓还欢迎“包户”的出现。这可看作不同群体在权力因素下的现实选择。又比如，以段光清为首的地方官吏，接受了条条块块、各级衙门插手分肥。清帝国体制下的相关衙门和人群，都有公权力在手，段光清作为体制内的人，谁都得罪不起，他能做的只是维护现有漕规的平稳运行：大家都按“规矩”办事，该拿多少就拿多少，不能多贪多占。旗丁在帮费之外，可以拿走三四千担粮食；海盐县的“包户”包揽漕粮的规模也是有“规定”的，“举人包米一百六十担，副榜八十担”。每个群体发挥权力的空间、获取利益的规模，都有约定俗成的限制，不能无限制发挥。

层层累积，海盐漕务的现实情况和朝廷纸面上的规定，千差万别。估计，每个新接触的人都会像段光清那样，发出“漕规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”的感叹；离任时，又会像他的前任那样做出“明知而不能解者也”的苦叹。

《泛权力》一书，对准这些中国古代“明知而不能解”的权力现象，认为存在权力泛化，进而提炼出“泛权力”的概念。它包括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是在微观层面上，古代权力所有者的实际权力与法定权力不相符，常常存在额外的、不明确的权力。比如，相同岗位上的不同官员，实权有大小，作为有高低。此外，白纸黑字上的权力是固定的、明确的，但很多个体，通过分沾公权力，或者通过关系网络，获取了事实上的权力。比如，海盐县包户对一般百姓就有包揽漕粮的权力。第二层意思是在宏观层面上，政府力量的扩张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趋势。明清时期，官府公权力泛滥，横行到其他领域，大有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”的趋势。这与西欧社会中“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”的状况截然相反。

本书会对泛权力及其衍生概念进行一番论述，并辅以大量案例讲解。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，不管有否意识，古人都置身于泛权力网络的笼罩之下，极难置身其外。即便遁世如陶渊明者，也未能完全超脱于权力网络之外，隐居生活是相当不如意的。

本书2010年初春在大陆出版，引起了一些反响。一些读者不认可中国古代权力的泛化。他们认为，很多古人置身于权力笼罩之外。此外，官府公权力也受到了诸多制约。宗法制度、儒家思想、传统道德等，在精神和现实上都制约公权力。即便公权力有心扩张，落后的技术也限制了这种倾向。比如，黄仁宇先生认为，中国古代始终没实现细致的科学管理，就是受技术因素的制约。同样，古代中国疆域没有继续拓展，也是受政府管理的技术因素制约。这种制约，在公权力拓展上也同样存在。比如，古代县衙门要想渗透到商贸领域，必然对全县的商户、物流和人员进行登记和管理。这就超过了古代政府管理的能力。总之，权力泛化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。

我们还可以用海盐县漕务的例子，来争论权力泛化话题。个体权力泛化，在海盐县客观存在。泛权力概念，针对微观权力现象，是有解释力的。

清朝中期以后，朝野上下都认识到了漕务弊端，认识到漕运系统成本畸高。漕粮征运对相关百姓和地方社会的骚扰，不是几两银子可以计算的，它对涉及地域的整个社会产生了消极作用。那么，为什么要保留腐败、低效的漕运系统呢？为什么不把京畿粮食供应问题委托给市场呢？以吝啬著称的道光皇帝，登基之初，在部分官员的支持下改漕粮河运为海运。漕粮海运，时间有保证，运抵天津的粮食成本大为降低——虽然还是很贵。可惜的是，漕粮海运仅此一次，就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夭折。为什么这项利国利民的改革“下不为例”了呢？我们似乎也能从泛权力的角度来解析。

“漕盐兵河四大计”，漕运居于清朝国计民生的四大计之首。先不说漕运、河道、仓场、户部和地方的诸多衙门和群体，从漕规中分肥，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，反对改革。更重要的原因，我认为是清朝政府将漕运作为一项影响（甚至是控制）社会的重要手段。漕粮征运的多少、急缓影响相关地方的社会稳定；漕粮的减免、调拨，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一大措施；漕运解决了数以十万计人口的生计问题，安排了数以千计的官吏；最高层掌握对漕运工作的评价权，这也是钳制官员进退祸福的手段之一……综上，漕运的存在，虽然对社会不利，对官府是有利的。官府利用漕运，渗入方方面面，影响社会。后人很难把漕运当作一个简单的粮食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权力泛化是存在的。那么，在盐运问题上，在治河问题上，“固执腐败的低效”的问题同样存在。

我们细想，古代城池的中央是恢弘的地方衙门，城建以衙门为中心，其他建筑围绕衙门展开。古今中国，在衙门当差、读书当官，始终是一种荣耀。官本位现象，存在于古代中国，也很难说已经在当今中国绝迹。所以，“泛权力”概念还是有争论意义了。

《泛权力》与我之前在远流出版的《衙门口》，都以解析古代政治为任。前者对准的是权力泛化的现象，后者大致梳理了古代官僚制度的各方面；前者偏向论述，后者偏重陈述。大陆是《泛权力》先出，《衙门口》后出；台湾的出版顺序刚好相反。出版先后不同，但不妨碍读者将两书对照阅读，对古代政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谢谢大家。